許知遠:梁啟超正盯著我,嘴角掛有一絲驕傲
2019-06-04 09:15:08 來源: 鳳凰網讀書  責任編輯:   

許知遠推出新作《青年變革者:梁啟超》時說:“這是我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作品。”

大多人對“梁啟超”這個名字不會陌生。生逢變革時代,他是近代轉型的積極參與者,同時又是中國現代思想學術的拓荒者和奠基人。

2013年,37歲的許知遠被印在書封上的一張梁啟超照片擊中。當時他“厭倦了新聞業的碎片與短暫,想尋求一種更遼闊與深沉的表達”。于是,為梁啟超重新立傳,借此追溯近代中國轉型的念頭生根發芽。


許知遠

梁啟超正盯著我。他鼻正口闊,短發整潔而富有光澤,由中間清晰地分開,豎領白衫漿得筆挺,系一條窄領帶,嘴角掛有一絲驕傲,眼神尤為堅定。

這該是他三十歲左右的樣子,拍攝地可能是橫濱、墨爾本或是溫哥華。他動員散落在世界各處的華人商人與勞工捐獻資金,組織起來,營救受困的皇帝,建立一個富強的中國。幾年前,他還是個腦后拖著長辮的舉人,如今已經展現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風貌。

在城市之光書店的書架上,梁啟超與絡腮胡須的印度詩人泰戈爾,以及一位裹頭、皺眉的男子并列在一本書的封面上。我翻開書,得知裹頭男子名為哲馬魯丁·阿富汗尼,一位來自阿富汗的思想家。他們三人是20世紀初亞洲知識分子的代表,目睹各自帝國的瓦解與西方的壓力,分別以不同方式幫助祖國重獲自尊。

它引發了我的興趣。這是2013年深秋,我剛過三十七歲,厭倦了新聞業的碎片與短暫,想尋求一種更遼闊與深沉的表達,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一帶也是這種尋求的一部分。隨之而來的閑暇里,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成了消磨時光的最佳去所。我喜歡它豐富的世界文學書目,二樓poetry room的寂寥,以及櫥窗上凱魯亞克的黑白照片。這家書店不僅是“垮掉一代”作家的發源地,代表著自由不羈的文學趣味,還身處兩個世界的交匯地。它背后的唐人街的歷史足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,大批廣東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來到這里,成為這座城市的最初締造者之一;斜對面是“小意大利”,在那家令科波拉(Francis Ford Coppola)流連的小咖啡館里,黑咖啡與老式點唱機尤其令人著迷。

與梁啟超的偶遇,特別是他目光之堅定,令這種模糊的尋求清晰起來。為何不寫一部他的傳記,借此追溯近代中國的轉型呢?它肯定足夠遼闊與深入,也與我的個人經驗緊密相連。

當梁啟超1873年生于廣東一個普通的鄉村時,清帝國正處于最后的平靜時期;當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時,帝國早已瓦解,新生的共和國仍處于動蕩之中,盡管他昔日的政治對手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。社會變革席卷了每個角落:昔日的纏足女人走入學堂,探討“娜拉出走后怎么辦”;閱讀報紙、雜志成了日常習慣,人們在茶館里、飯桌上談論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;戲臺上的名角們將《定軍山》《長生殿》留在電影屏幕與密紋唱片上;因為火車、輪船、電報的普及,再遙遠的鄉村都可以感到時代之脈搏。

思想的變化更是驚人,盡管很多人熟記四書五經,遵從三綱五常,如今卻宣布拋棄整個傳統,要寫白話文,追求個人自由。曾自成一個天下的榮光與傲慢被屈辱與自卑取代,人們饑渴、不無盲目地尋求日本、英國、德國、美國甚至印度的觀念的滋養。

梁啟超經歷著這一切,同時是這種轉變的積極參與者。他是一位行動者,二十五歲就卷入百日維新的旋渦中,流亡至日本后又參與策劃自立軍起義。他在袁世凱與張勛的兩次復辟中挺身而出,成為再造共和的關鍵人物,還是中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幕后推動者。

他是個思想者,倘若你談論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,科學、經濟學、佛學、法學、政治思想、小說理論……幾乎沒有一個領域能回避他的影響,他甚至往往還是開創者。他更是個書寫者,自1896年出任《時務報》主筆以來,他在三十三年時間里,不間斷地寫下至少1400萬字,涉及時事批評、戰斗檄文、組織章程、詩詞小說、學術專著、演講、人物傳記……幾代人如饑似渴地閱讀他的作品,20世紀的歷史性人物——陳獨秀、胡適、毛澤東——都列居其中。

我也是他的讀者,并生活在他締造的傳統中。我就讀的北京大學其前身是京師大學堂,他則是大學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。我進入新聞業后,他更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存在,他也很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新聞記者,沒有誰能像他一樣,用筆與報刊參與了如此多的變革。

但我感覺,在歷史書寫中,他至關重要卻又面目模糊。他的政治與思想遺產仍強有力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,他對現代中國的構建與想象還占據著公共討論的中心,“新民說”仍是日常語匯,流行偶像則把“少年強則中國強”寫入歌詞。但他的思想與性格、希望與挫敗,他的內心掙扎和與同代人的爭辯,卻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現與分析。

在世界舞臺上,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,他理應進入塞繆爾·約翰遜(Samuel Johnson)、伏爾泰、福澤諭吉與愛默生(Ralph Emerson)的行列,他們身處一個新舊思想與知識交替的時代,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存在,喚醒了某種沉睡的精神。即使置于自己的時代,梁啟超也該進入全球最敏銳心靈的行列。這些人看到一個技術、民族主義、全球化驅動的現代世界的到來,在希望與掙扎中搖擺,梁啟超則從中國語境出發,回應了很多普遍性問題,對于科學、民族主義、個人精神都作出獨特判斷。但與用英文寫作的泰戈爾不同,他未被中國之外的讀者廣泛認知。

這種情況與近代歷史的動蕩和斷裂有關,也受困于中文歷史書寫的特征。梁啟超自己也曾嘗試開啟現代傳記寫作,這一傳統從未真正扎根于中文世界,沒有一位中國人像博斯韋爾(JamesBoswell)觀察約翰遜博士那樣描述一個人,更不會像愛默生一樣篤信“沒有歷史,只有傳記”。個人更像是歷史潮流的產物,而非自成一個世界。

這也與觀察角度有關。梁啟超常常僅被置于中國自身語境中敘述,很少被放在世界維度中,但他其實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擁抱者,在輪船、電報、鐵路、印刷術構造的現代網絡中游刃有余。他在橫濱編輯的雜志被偷運到國內,給一代人展現了嶄新的知識與思想。他的足跡遍及日本、大洋洲、美洲與歐洲,所到之處受到海外華人的熱烈歡迎,當地政要與新聞界對他趨之若鶩,認定他握有中國的未來。他在華盛頓會見了西奧多·羅斯福(TheodoreRoosevelt),在紐約拜訪了摩根(John Pierpont Morgan),邀請羅素(Bertrand Russell)、杜威(John Dewey)訪問中國,在戰后的歐洲與柏格森(Henri Bergson)探討現代性的困境。

2015年9月,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后,我寫下第一行字。接下來的三年里,這次寫作變成了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。

這個旅程比想象的更為艱難。梁啟超的作品以及他參與的政治、社會轉型的廣度與深度,都令人望而生畏,個人與時代之關系也難以把握。英國作家菲利普·圭達拉(Philip Guedalla)的警告始終在耳邊回響:“傳記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區域,北面的邊界是歷史,南面是小說,東方是訃告,西方則是冗長沉悶。”

對于在西方思想與文學滋養中成長的我來說,漢學與宋學之爭、公羊學的興起是一片充滿荊棘的森林,甚至僅僅文言寫作就讓我頭痛不已。清代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終結時刻,是吃力而盲目地擁抱新潮流的一個開端。我受困于中國歷史書寫對個人情緒與性格的習慣性忽略,使得作為兒子、丈夫與朋友的梁啟超在個性的展現方面顯得過分單薄。

出于畏懼,最初的計劃被拆解成三部曲。這一卷有關他的早年歲月,從出生到戊戌變法的失敗,短短二十五年中,他從一個邊陲之地熟讀四書五經的少年,蛻變為將孔子改制與明治維新嫁接一處的年輕變革者。他的敏銳開放、自我創造與行動欲望,在這個時期展現無遺。他不顧功名等級的限制,拜入康有為門下;在上海的四馬路上,他駕馭印刷資本主義的新浪潮,成為一種新文體的開創者。他迫不及待地將思想轉化成行動,是公車上書的策動者之一,并在學堂中鼓動年輕人的反叛意識,隨后卷入百日維新的派系斗爭。

不管梁啟超多么杰出,未來將怎樣聲譽卓著,此刻仍是歷史的配角,作為狂生康有為的主要助手出場。在彼時的中國學術與權力地圖上,他們都是邊緣人。但邊緣賦予他們特別的勇氣,令他們成為既有秩序的挑戰者。這也是歷史迷人之處,即使人人都受制于自身環境,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脫穎而出,成為異端與反叛者。倘若你不理解19世紀末的政治與文化轉型,不了解一個帝國晚期讀書人怎樣應考,怎么理解外部知識,聽什么戲,朋友間如何通信、宴請,審查之恐懼如何無處不在,你就很難體味這種反叛之價值。

地域特性就像時代氛圍一樣,給個人打上鮮明的烙印。我在茶坑村散步,品嘗了以陳皮制作的各種菜肴,一個夏日午后坐在殘留的廣州萬木草堂一角發呆;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象報館與青樓林立的昔日繁盛,在夜晚的火宮殿小吃攤上,猜測梁啟超剛抵達長沙的心情;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閑坐,想象他與譚嗣同、夏曾佑熱烈的青春……很可惜,在一輪輪的拆毀與重建中,歷史現場早已面目全非,你只能依賴想象力,盡管它常不可靠。

寫作不可避免地帶著當代意識。

在觸發這本書產生的舊金山,梁啟超也曾在一個世紀前到來。他四處演講,出席宴請,接見華人領袖,還品嘗了一種叫王老吉的飲料。他感受到這里的人“愛鄉心甚重”“義俠頗重”,更看到了不潔的街道、林立的宗派、政治能力與現代德行的缺失。他感慨,若把“自由、立憲、共和”的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國,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、冬日的葛布單衣——“美非不美,其如于我不適何”。

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種“新民”、一套新的價值觀,任何變革都是無效的。一個世紀過去了,華人后代中有一位成了市長,另一位買下了曾鼓吹排華的《舊金山紀事報》,這座城市開始熱烈期待引入中國投資人……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,你會感到梁啟超的一些憂慮與困惑仍頑強地存在著,能激起回響,已經獲得富強的中國也在探尋某種內在與外在的秩序。

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、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,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,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。這本書是個避難所,我常躲入另一個時空尋求慰藉。在經常令人厭倦的寫作中,意外的驚喜也不時涌來。我感到自己日漸篤定,甚至生長出一種新的雄心。我越來越希望這三卷本的傳記成為一部悲喜劇、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。

我期望它能復活時代的細節與情緒,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、勇氣與怯懦。當梁啟超成為聲名鵲起的主筆時,比他年長四十五歲的改革者王韜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歲月,他看著自己一生呼吁的理念正展現在這個年輕人的報紙上;同樣閱讀這份報紙的還有安慶的少年讀者陳獨秀,二十年后,他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;在1898年北京躁動的夏日里,身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、太平天國運動、甲午之戰的李鴻章,旁觀著康有為、梁啟超這兩個青年過分活躍的舉動,心中不屑卻又暗自欽佩。人性之弱點與光輝,個性之必然與命運之偶然,彼此交織。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,在歷史考驗面前也經常反目成仇,彼此疏離,然后在人生下一個路口再度交匯。


書名:《青年變革者》 副標題:梁啟超1873-1898 許知遠 文景|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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